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诏“官奴婢六十以上免为良人”。既有此诏，则宜遂为永制。七八年间，而复货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残病，并非可售之物，而鬻之于市，此皆事之难解。

习凿齿《汉晋春秋》曰：是年，吴将朱然入祖中，斩获数千；柤中民吏万余家渡沔。司马宣王谓曹爽曰：“若便令还，必复致寇，宜权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长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则安，危地则危，故兵书曰，成败，形也，安危，势也，形势御众之要，不可不审。设令贼二万人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诸军相持，万人陆钞柤中，君将何以救之？”爽不听，卒令还。然后袭破之。袁淮言于爽曰：“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缮治甲兵，精其守御，数出盗窃，敢远其水，陆次平土，此中国所愿闻也。夫用兵者，贵以饱待饥，以逸击劳，师不欲久，行不欲远，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今宜捐淮、汉以南，退却避之。若贼能入居中央，来侵边境，则随其所短，中国之长技得用矣。若不敢来，则边境得安，无钞盗之忧矣。使我国富兵强，政修民一，陵其国不足为远矣。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自江夏已东，淮南诸郡，三后已来，其所亡几何以近贼疆界易钞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远绝其间，则民人安乐，何鸣吠之惊乎？”遂不徙。

孙盛《魏世谱》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孔衍《汉魏春秋》曰：诏使太常王肃册命太傅为丞相，增邑万户，群臣奏事不得称名，如汉霍光故事。太傅上书辞让曰：“臣亲受顾命，忧深责重，凭赖天威，摧弊奸凶，赎罪为幸，功不足论。又三公之官，圣王所制，著之典礼。至于丞相，始自秦政。汉氏因之，无复变改。今三公之官皆备，横复宠臣，违越先典，革圣明之经，袭秦汉之路，虽在异人，臣所宜正，况当臣身而不固争，四方议者将谓臣何！”书十余上，诏乃许之，复加九锡之礼。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汉氏崇重，故加九锡，此乃历代异事，非后代之君臣所得议也。”又辞不受。

《汉晋春秋》曰：初，孙权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后征淮南，坏不复修。是岁诸葛恪帅军更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军而还。诸葛诞言于司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此之谓也。今因其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景王从之。

《汉晋春秋》曰：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习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汉晋春秋》曰：是时姜维亦出围狄道。司马景王问虞松曰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陈泰悉关中之众，解狄道之围；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姜维闻淮进兵，军食少，乃退屯陇西界。

是时，张特守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