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同样是东汉的一股重要势力。宦官专权，气焰嚣张，欺掠百姓，无恶不作，于是就形成了反对宦官的阵营，其中一些官僚士大夫组成各自的集团，抨击黑暗势力。宦官遭到巨大威胁，便诬告这些人结党，残害了大批忠良，还对他们进行免官禁锢。东汉时，反对宦官的激烈斗争从未平息过。《宦者列传》和《党锢列传》记载了这两股互相对立和消长的重要势力。

《文苑列传》记录了东汉的文学名士，改变了传统史书“重德轻文”的倾向，是文学独立的客观反映。《独行列传》记录了一批特立独行者的生动形象，其中有超凡脱俗的人物，也有一些怪异的言行，有人为了标榜名节、沽名钓誉，便想方设法寻求进入仕途的捷径，这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逸民列传》同样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隐士。一些人为追求理想、躲避现实而隐居；而另一些隐而待仕的假隐士，也备受东汉帝王的优待；从中可见东汉盛行的隐逸之风。

范晔单立《列女传》，体现了他对妇女的尊重，塑造了许多“才行高秀”的妇女形象，歌颂了许多史书忽视的巾帼豪杰。他不纯粹以贞操来衡量妇女的优劣，这是十分可贵的。《方术列传》记载东汉医学技术和谶纬神学。一些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民间医士值得称道，而另一些占卜算命、故作神秘的人物则显得十分可笑。东汉十分流行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连圣明的光武帝也对之深信不疑。所以天文占卜总把各种重大政事与谶文、天相联系起来，以显示“上合天意”的合理性。

总之，范晔的《后汉书》在体例的安排上井然有序，颇费心思，能客观生动地反映东汉的社会现实。其中既有许多以类相从的类传，也有许多打破时间顺序，把生平相类、行事近似的人写在一起的合传。通过这些安排，五百多个人物传记眉目清晰、详略得当，历史情节有序铺展、恢宏壮阔，叙述情事周密而有创新，引人入胜。

三、《后汉书》的史学特色

作为一部史学巨著，《后汉书》的史学特色是十分鲜明的，它客观地再现了东汉的兴衰史，记录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东汉许多名士的精彩论述通过《后汉书》得以保存。如《仲长统列传》附载其《昌言》中的《理乱》等三篇，《张衡列传》附载其《客问》《陈事疏》《请禁图谶疏》，《左雄列传》附载其《陈政事疏》，《蔡邕列传》附载其《释海》等。这些论述记录了东汉人对社会现实的针砭与剖析，是后人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史料，由于东汉的许多史料均已亡佚，所以《后汉书》的这些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范晔对各类人物都寄托了鲜明的爱憎情感，能够将宏阔繁复的历史事件涵盖在各类人物传记之中。他的史书虽也无法超越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观，但对于昏庸的帝王、腐朽无能的高官，他不愿多费笔墨，而是利用有限的篇幅对他们的丑恶嘴脸进行无情的揭露。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昏庸无能的汉章帝、汉桓帝、汉献帝，“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樊英，还有明哲保身、官运亨通的封建老官僚胡广。而对于横行霸道、道德沦丧、阴险狠毒的外戚、宦官这两股巨大恶势力，范晔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窦宪、董卓等人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范晔把他们的残暴、贪婪、荒淫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对这些罪孽深重的恶人恨之入骨。而那些反对宦官而遭到禁锢的名士则得到范晔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他的《党锢列传》将当时最为世人推崇的“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于篇”（《党锢列传序》）。他笔下的李膺、范滂等名士，刚正不阿，不畏权势，身处逆境却战斗不息，形象十分丰满感人。而对于那些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却有着崇高气节的独行者和真隐士，范晔也是十分尊重的。

总之，作为一名史学家，范晔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书写历史，使其创作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他直言不讳，敢于突破许多传统观念，逆流而上。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客观地再现了光武帝的对立面、失败者隗嚣的英雄气概与不凡的魅力，显示了其高远的历史眼光。

当然，范晔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与封建思想的束缚，虽然他基本不信鬼神，但他的《方术列传》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虚无缥缈的神仙，《范式列传》中张元伯死后托梦范式，无中生有。他的《列女传》虽为女性争取到一席之地，但在史学家班昭的传记中，又烦琐地罗列了束缚妇女的《女诫》七篇。他将名医华佗归入《方术列传》，将蔡伦置于《宦者列传》，似乎与这些人物的突出贡献不相适应。他对农民军怀有偏见，对于赤眉军这样的重要起义军也只是在《刘盆子列传》中附带介绍，称农民军为“贼”、“寇”。不过，这些局限与他的开创之功相比，可谓瑕不掩瑜，不影响《后汉书》成为一部史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