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陈二家之说对于《永贞行》的内容、韩愈的创作态度以及此诗所

顾、陈二家之说，对于《永贞行》的内容、韩愈的创作态度，以及此诗所产生的影响，理解比较正确，后人自可据此而做深入一层的挖掘。

实际说来，王叔文一伙在顺宗一朝的所作所为，和韩愈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底以天旱人饥奏请停征京兆府税钱及田租，为人所谗，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夏秋之际，遇赦离阳山，俟命于郴州，八月授江陵法曹参军，九月初赴江陵。直到宪宗元和元年六月，召拜国子博士，始得还朝。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仅限于贞元二十一年一月至八月，那时韩愈正以有罪之身漂泊在外，自无卷入政治旋涡之可能。

王叔文等人采取的措施，如罢免贪官、压抑藩镇等，和韩愈平素的主张也是一致的，按理来说，应当得到他的支持，因此有的研究工作者认为韩愈实际上是同情所谓“永贞革新”的。但这与韩愈在《永贞行》中表明的态度显然不合。在此诗中，韩愈口诛笔伐，其口气之严厉，用字之尖刻，已经到了一般封建文人都难于接受的地步。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曾引各家之说，逐一加以驳正，如此又怎能说得上是韩愈同情所谓“永贞革新”的呢？

韩愈的《顺宗实录》是朝廷的史册，根据古来的传统，要求善恶必书，因此王叔文集团中的一些善政确是得到了较为接近事实的记录，但《顺宗实录》内也记下了这一集团中人的不少劣迹。韩愈有关后一方面的文字，和他在《永贞行》中的描写是一致的。他和王叔文集团之间始终画下一条明确的界线。尽管这一集团中有他的朋友柳宗元、刘禹锡在内，但他一直以猛烈攻击这一集团为己任，而且不断地在这些朋友之前提醒这一界线的存在。

王叔文集团的一些政治活动，还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此自宋代起，就已有人为之鸣冤了。韩愈那些过激的批判，也就引起了后人的反感。谭献《复堂日记》卷七曰：“《十七史商榷》于唐独表王叔文之忠，非过论也。予素不喜退之《永贞行》，可谓辩言乱政。”近人对于王叔文集团的进步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由是对韩愈的声讨也就更见猛烈了。

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经常处在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既有相互钦敬的一面，也有很多的隔阂和矛盾。只有联系中唐时期的政治形势，分析各种人物的动态，明确彼此的立场，掌握他们的思想情绪，才能对《永贞行》一诗获得完整的理解。

韩愈是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而且颇以家世自负。自他的父辈起，到他的下一代，即使是那些碌碌无为的韩氏子孙，在他写作墓志铭时，也总要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如称韩岌“少而奇，壮而强，老而通”（《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韩俞“卓越豪纵”（《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韩介“为人孝友”（《韩滂墓志铭》）之类。

而在韩愈一族中，却是少有地位尊显的人物，其中要数叔父云卿的名声较大。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序》中说：“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为子房。”韩愈于《科斗书后记》中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其后韩愈以写作古文扬名于世，而且专精于写作碑志，应当接受过这位叔父的影响。

但与韩愈关系最为深切，对其影响最为巨大的家人，首推长兄韩会。韩愈早年很不幸，生下不到两个月，就失去了母亲；三岁时，父亲仲卿也去世了。其后就由韩会哺养。七岁随兄迁居长安，从之读书。十岁时，韩会贬官，随之谪居韶州；直到十三岁，韩会去世，韩愈始终随从着长兄。这时所经历的一切，自然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铭刻下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