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白同时的宋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其子宋敏求于此做出了更大贡

与宋白同时的宋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其子宋敏求，于此做出了更大贡献。他曾预修《唐书》，又私撰唐武宗以下实录一百四十八卷，说明他对唐代的史事极为熟悉。先是宋绶曾编有《唐大诏令集》一种，宋敏求重加厘正，分为十三类，于熙宁三年重为之序。唐代典册赖此传世。宋敏求还编有《长安志》二十卷，记载唐代都城的形胜遗迹，这些都为了解唐代文化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材料。

宋敏求家多藏书，还乐于供人使用。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就是利用他所珍藏的文献编纂的。关于此书的编者和性质，后世多异说，经过近代学者的缜密考证，确认此书仍为王安石编定，他利用的是宋敏求家藏的唐诗百余编，其中绝大部分又当是唐代进士的行卷，因此这些集子的卷数每与书目上的记载不同，而且内容也与传留下来的集子不尽相同。

目前能够看到的唐人文集，差不多都是经过宋人搜集整理而编纂出来的。材料来源不同，整理加工的水平有差异，各种集子的面目也就有所出入了。

这里可举韩愈文集的流传为例，说明宋代学者在整理和保存唐代文献的工作中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韩愈殁于长庆四年（824）冬，门人李汉即收拾遗文，进行编纂，《昌黎先生集序》中称“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七百之数显然是不对的。有的本子作七百一十六，有的本子作七百三十八，方崧卿《韩集举正》云其数“皆有不合”，而始从“阁本、杭本，要是唐本之旧”。而据方氏介绍，唐代即有令狐（澄）氏本、南唐保大本和赵德《文录》本。这些本子中当然也有很多差异。

但宋初学者见到的韩集，大体上与李汉原编相去不远。《崇文总目》著录仍为四十卷，柳开在《昌黎集后序》、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说韩集得其全，所以后人对韩集的整理加工，主要放在辑佚和校订上。

按宋代目录所记，唐人文集正本之外，常见有“集外文”的著录，如《郡斋读书志》于《高适集》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二卷、别诗一卷”，《李观文编》三卷之外，别著“外集二卷”；《柳宗元集》三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一卷”；刘禹锡《梦得集》三十卷之外，别著“外集十卷”。韩愈的情况同样如此，于《韩愈集》四十卷之外，别著“集外文一卷”；到了赵希弁编《郡斋读书附志》时，则除《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别著“外集三卷、《顺宗实录》五卷、附录三卷”。显然，四十卷之外的作品，除《顺宗实录》等因体例不同有时分别著录外，应当就是宋代那些热爱韩文的人辛勤搜集得来的了。

宋代学者整理韩集时，还做了大量的文字校订工作，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前有方崧卿于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刊行的《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方氏将采获到的各种不同版本仔细地做了比照，所据者有石本、令狐（澄）氏本、蔡谢校本、南宋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赵德《文录》、谢任伯本、李汉老本，以及《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在校雠体例上，也有很好的创树，云是“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存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应该说，这是很严肃而科学的一种校雠法。

随后朱熹于宁宗庆元三年（1197）撰《韩文考异》十卷，在方氏的基础上又把整理工作提高了一步。朱熹为一代大儒，经他加工的著作，自然更有可观。他认为，方崧卿的弊病在于识见不足，“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朱熹本人则“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这样也就在重视底本校勘的基础上，兼用了一些理校方法。由于他态度严谨，学识高明，所以《考异》一出，《举正》几废，说明宋代的文献整理工作沿着精益求精的道路正常地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