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辩办事才干辩通“办”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主的大儿子曾让位于

治辩：办事，才干。辩，通“办”。

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主的大儿子，曾让位于他的弟弟。周武王伐纣后，他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古代把他视为清高廉洁的典范。

蕃臣：领有封地的臣属。蕃，通“藩”。

越国虽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但中原地区的君主都知道越国对自己没有什么用处，说：“它不是我所能控制的。”现在一个国家虽然土地广阔人口众多，但这个国家的君主被蒙蔽，大臣专权跋扈，这样君主对自己的国家就像对越国一样不能控制了。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而不知道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已使国家不像是自己的了，这是不懂得明察事情的类似性。人们之所以说齐国灭亡了的原因，不是齐国的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说吕氏不能控制而田氏占有了它；所以说晋国灭亡了的原因，也不是说晋国的土地和城镇消灭了，而是说姬氏不能控制而被六卿把持了。现在大臣执掌权柄独断专行，但君主不懂得收回，这是君主不明智。与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病的人，不可能活下去；与灭亡的国家有同样政情的，不可能存在。现在沿袭齐国、晋国亡国的故事，想要国家安稳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

大凡法术难以推行，不只是在大国是这样，在中小国家也是如此。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智慧，君主认为某人有智慧而听取他的意见，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智慧的人的言论，这是在与愚蠢的人讨论智慧；君主的身边近侍不一定贤德，君主认为某人有贤德而礼遇此人，因而与身边的近侍评论贤德的人的品行，这是与品德不良的人讨论贤德的人。智慧的人的计谋要由愚者来决断，贤德的人的德行要由品行不良的人来评定，那么贤智的人就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就荒谬了。人臣中想要获取官爵的，那些从品德上修养自己的人将用廉正高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智慧之士将要用办事的才干来进献功业。这些品德好的人不会用财物贿赂去侍奉别人，坚持自身的廉洁更不可能违反法制去处理事情，那么品德修养好的人和明智的人就不会侍奉君主身边的近侍，也不会理睬私下的请托。君主身边的近侍，不具有伯夷那样高洁的品行，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贿赂的财物不上门，那么修士和智者高尚的品德与竭尽全力建立的功绩就会被埋没，而诽谤和诬陷的言论就随之而起。办事的才能和功绩被君主的身边近侍所制约，高洁廉正的品行由诽谤和吹捧来裁决，那么修士和智者一类的官吏就要被斥退，而君主的明察就被阻塞了。不凭功劳去决定人的才智和德行，不借助检验名实的符合来审定人的罪过，而听信君主身边近侍亲信的言词，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占据朝廷，而愚蠢污浊的官吏就会窃取职位。

大国的祸患，是大臣的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患，是君主对身边的近侍过于亲信，这是君主共同的祸患。况且臣子犯有大罪，就等于君主有大的过失，臣子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怎么知道这样的呢？是因为：君主的利益在于有才能就授予官职，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能得到任用；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劳而授予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也要取得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成党羽谋取私利。因此国家的疆土被削而私家却富裕了，君主的地位卑弱了而大臣的权势加重了。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却夺得了国家，君主变得改称藩臣，而臣子则用符节来发号施令。这就是人臣所以欺诈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因此当代控制国家大权的大臣，君主位势转变以后而能稳固得到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二三个。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臣子的罪过太大了。那些有大罪的臣子，他们的行为欺骗君主，依他们的罪行应当被处死。智术之士见识高远而害怕受牵连遭死罪，一定不肯跟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贤德开明的士人品格美好正直，耻于与欺骗君主之辈为伍，也一定不会追随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些当道掌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道祸患的人，就一定是污浊而不回避行奸作恶的人。大臣挟持着一班愚蠢而污浊的人，对上同他们一道欺骗君主，对下同他们一道谋取私利侵害百姓，互相勾结成一个团体，相互用一个腔调说话，迷惑君主败坏法制，以扰乱人民，使国家危难削弱，君主烦忧屈辱，这是他们的重大罪恶。臣子有大罪而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很大的过失。假如一个国家的君主在上面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面犯有重大的罪行，还想求得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

说　难

说（shuì）难，是指游说、说服或进说君主的困难。

文章分析了进说君主过程中会遭到的种种困难和危险，认为进说根本的困难在于难以弄清君主的真实心理，从而以适当的话去适应它；如果不根据君主的心理与要求进言，则会存在种种危险。接着文章还正面阐述了进说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关键的一点是要说者“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文章还列举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强调取得进说成功，一定要迎合君主的心理，获得君主的信任，甚至不惜卑躬屈节，使用种种诡诈的手段。